林则徐巡视澳门距今已近两百年。它是近代中国在澳门行使主权的标志性事件。1839年，澳门局势暗流涌动，英葡势力相互试探，鸦片走私隐患仍存。同年9月3日，林则徐正式巡阅澳门，行使国家主权，而不同国家留下立场悬殊的记载。透过这些的历史叙事，得以窥见鸦片战争前夜中西之间激烈的舆论与利益博弈。
林则徐巡视澳门，意在遏制鸦片走私，强化属地管辖，阻隔英葡势力勾结。中方奏折详实记录出关巡视路线、接见澳葡理事官、抽查民居户籍、民众夹道相迎、炮台鸣放十九响礼炮等史实，彰显清政府对澳门固有的领土主权；而葡方杰苏斯《澳门历史》记叙简略，仅截取欢迎仪式与馈赠礼品片段，回避谈判细节，体现澳葡当局周旋于中英之间、力求自保中立的现实处境；英国作为鸦片贸易的既得利益者，借助《广州纪事报》刻意放大中葡交涉分歧，渲染双方沟通隔阂，选择性裁剪史实，塑造清政府强硬无理的形象，制造英方受迫害的舆论；美国《中国丛报》受传教士立场影响，报道详尽完整，对当时场景还原较为细致，叙事较少主观导向，相对客观中立。但美方立场亦源于对现实利益的权衡，并非完全出于道义反对鸦片贸易。
不同的叙事偏差，根源在于各国在鸦片贸易中的利益关系。西方报刊叙事逐步解构传统中华帝国形象，是为殖民扩张进行话语合理化建构。这场巡阅，是清王朝捍卫边境的实践，同时对鸦片贸易进行威慑，影响深远。
林则徐巡视澳门的中外叙事博弈
林则徐作为中国杰出的政治家、思想家，近代“睁眼看世界第一人”，对近代中国的影响深远，国内外关于他的研究已经相对深入。而林则徐巡视澳门这一事件，作为中国在澳门行使主权的标志性事件，也已有不少研究成果。其中，在1989年为纪念林则徐巡阅澳门150周年所发表的一系列论文，奠定了这一事件的史料和研究基础。在巡视的史实方面，前人已经从林则徐组织翻译《澳门新闻纸》、林则徐巡视路线、巡视的历史意义等方面做了非常详尽的探讨。尽管中、葡、英、美等国对此次事件都有记载，但各国的叙事根据所采取的措施和所持的立场各有侧重。在近代中西方交流的背景下，这种叙事差异的产生背后存在着更为深刻的逻辑。鸦片贸易的巨大利益促使英、葡、美等西方列强在澳门加强活动，而林则徐的禁烟行动则直接冲击了这种利益格局，这也成为导致各国叙事呈现出差异的原因。澳门作为当时中西方交流的重要节点，林则徐巡视澳门事件也因此被赋予复杂的国际政治意义。通过分析林则徐本人的奏折、葡萄牙人杰苏斯（Montalto de Jesus）在《澳门历史》一书中的记载、《广州纪事报》和《中国丛报》中的报道，得以透视各国在澳门这块土地上如何透过舆论进行博弈。
一、林则徐巡视澳门事件及中葡叙事
在林则徐眼中，澳门在禁烟运动中具有极高的重要性，“因各国夷商来粤贸易……坐庄商伙多僦居澳门，探行史、清账目固在此，而操奇赢，通诡秘亦在此，澳门实为总汇之区”。而澳葡政府表面上“虽素称恭顺，不敢妄为”，但实际上面对鸦片贸易的巨大利润，澳葡“难保无牟利营私，售卖鸦片情事”。
林则徐的判断是准确的。1839年3月22日，即林则徐于广州清缴外商鸦片后的第四天，时任驻华商务总监督义律（Charles Elliot）给时任澳督飞能便度·门德斯·平托（FernãoMendes Pinto）去信，希望能获得澳葡政府的支持，以保护英国存储在澳门的鸦片。虽然平托回信中答应义律可以采取保护行动，但是由于双方各有自身的利益考虑，尤其是澳葡当局有所顾忌，不敢公开与英国站在同一战线上对抗政府，因此澳葡当局与英国方面最终并未能达成共识。尤其在6月林则徐发布《严禁中外商民贩卖鸦片示》以及粤海关发布禁止澳门贸易的命令后，澳葡当局更加不敢与英国站在同一方了。
随后，英方不断向澳门总督施加压力。8月，林则徐下令将所有居澳英商一律驱逐出埠，9月1日，当英舰“窝拉疑号”（Volage）、抵达澳门附近水域后，有了底气的义律便威胁平托让英商返澳，并宣称英舰将保卫澳门。英方的诸多举动无疑引发了澳葡当局的不满。事实上，在林则徐进入澳门巡视之前，由于林则徐的巡视已经是众望所归，因此当平托回复义律的来信时，他的语气已然是非常中立的。林则徐洞察义律和平托之间的关系，认识到他们之间一旦继续友好发展下去，英国人很可能会将澳门作为他们下一个贸易中心。因此，林则徐决定采取从中拦阻英葡交往的策略。正因如此，林则徐此次的澳门巡阅就显得尤为重要。
根据林则徐本人在道光十九年八月十一日（1839年9月18日）呈报的奏折，当年七月二十五日（9月2日），钦差大臣林则徐偕同两广总督邓廷桢从香山启程，并在二十六日（9月3日）清晨“统领将备管带弁兵整队出关”。澳葡理事官率领4名军官、100名士兵，在关闸恭迎。林则徐在莲峰庙正殿接见澳葡理事官，向理事官“宣布恩威，申明禁令，谕以安分守法，不许屯贮禁物，不许徇庇奸夷”。接见后，林则徐赏给澳葡官员一系列特产及钱财，随后便一同巡视澳门：“入三巴门，经三巴寺、关前街、娘妈阁，至南湾。”
巡视澳门期间，林则徐不忘让手下随时抽查居民楼的人口情况，以便与之前呈递的人口统计形成印证。在巡视澳门前，他已在同年四月二十四日（1839年6月5日）致信时任澳门同知蒋立昂，一方面“饬西洋夷目查复澳门夷楼实无囤贮烟土”；另一方面要求蒋立昂“编查华夷户口，造册分呈”，并且会“暨督部堂查核之后，会同临澳复查”，因此要求蒋立昂“不得俟到澳时始送，致延时日”。据统计，当时澳门共有中国居民1772户，男女7033口；葡萄牙居民720户，男女5612口；英国夷人57户。由于林则徐已“于四月间，檄委署佛山同知刘开域、署澳门同知蒋立昂、香山知县三福、署香山县丞彭邦晦，仿照编查保甲之法，将通澳华民，一体按户编查，毋许遗漏，并督同该夷目搜查夷楼，有无屯贮鸦片”，所以在巡视澳门期间，林则徐进一步“督率随员抽查夷楼民屋”，确保实际情况“均与册造相符”。人口的统计与核查不但是政府工作的一部分，也成为中国政府对澳门进行管理、行使主权的证明。明嘉靖三十三年（1554），葡萄牙商人以“晾晒货物”为由，得到广东海道副使汪柏让他们在澳门借住的许可，但其所纳租银逐年递减。明万历三十五年（1607），明政府在舆论压力下加强了对澳门的管理，其中就包括把在澳葡人按保甲编组。而林则徐在1839年巡视过程前的人口统计和过程中的核查，进一步强化了澳门隶属中国领土这一事实。
中国居民对林则徐到澳门巡视表示热烈欢迎。“不但华民扶老携幼，夹道观呼，即夷人亦皆叠背摩肩，奔趋恐后，恬熙景象，帱载同深”。澳葡当局也以礼炮致敬林则徐：“所有经过三巴、娘妈阁、南湾各炮台，具发一十九炮。询之澳人，称系该国大礼，以示尊敬，不轻举行。”燃炮的确是葡萄牙人在明清时期用以迎接高官巡视的隆重礼节。在《澳门记略》中有葡人迎接清政府官吏的记述：“凡天朝官如澳，判事官以降皆迎于三巴门外，三巴炮台燃大炮，番兵肃队，一人鸣鼓，一人飐旗，队长为帕首靴裤状，舞枪前导，及送亦如之。入谒则左右列坐。如登炮台，则番兵毕陈，吹角演阵，犒之牛酒。其燃炮率以三或五发、七发，致敬也。”但相比之下，葡人在林则徐巡视澳门时燃放十九发炮，并且是在大三巴、娘妈阁和南湾的炮台具发，因此林则徐奏折中提及这是“不轻举行”的大礼并非夸张，也可见葡人对林则徐到来的重视。
林则徐巡视澳门的过程也被葡萄牙人杰苏斯记录在《澳门历史》一书中：
“林则徐访问了澳门，受到澳葡理事官（procurator）的仪仗队（guard）和十九门礼炮的欢迎。他此行的目的是确认葡萄牙人是否规定在澳门遵守禁制令。林则徐没有见到平托（Silveira Pinto），在沿着南湾（Praya Grande）漫步后便离开了。他向理事官赠送了一把扇子以示敬意，并向仪仗队赠送了鲜花、糖、茶、酒、牛、猪和银锭。”
相比之下，杰苏斯更侧重于事件的前因后果，对于事件本身仅摘取部分关键简单描述，对于巡视的路线、谈判的效果、当地居民的反应等细节均未提及。此时，林则徐在虎门销烟的行为已经在国内和国际都产生了巨大影响，澳葡当局也受到极大的震撼与冲击。自1773年起，英国商人将出产于印度的鸦片贩运于华，但在广州受到政府的严厉禁止。由于从海外进入澳门的葡萄牙船不必接受中国海关的检查就可卸货，英商转而联合葡商将鸦片藏在船中，澳门进而成为他们走私鸦片的途径。但在林则徐采取积极争取澳葡当局的策略后，澳葡当局在鸦片战争爆发前选择了相对中立和保守的态度，对禁烟运动持配合态度，对林则徐巡澳也热情欢迎。因此，通过杰苏斯的记叙也可以一窥葡方在中英之间小心翼翼维持中立的态度。
二、强调不和：英方态度及其叙事
除中、葡之外，林则徐巡视澳门事件在其他国家的报道叙事中也产生了不同的舆论效果。清代乾嘉年间，英国逐渐打破葡人对澳门鸦片贸易的垄断地位。1773年起，英国东印度公司在其辖区内垄断了鸦片的出口，在1797年又进一步垄断了制造。结果，英属印度的收入有七分之一来自于鸦片。在1839年7月12日加尔各答英商向英女王提出的请愿书中提到，鸦片每年给孟加拉带来一百万到两百万英镑的收入；在孟买，鸦片的收入超过全部土地的收入，仅仅是鸦片这一项贸易就能提供每年管理整个印度所需的两百万英镑。这不仅为英属印度的大片土地提供生产资料、支持了当地不断增长的人口，东印度公司的股东无疑也从中获得了巨大利润。在扭转了中英贸易长期顺差的基础上，鸦片贸易也为外国商人在中国扎根发展奠定了经济基础。因此，当林则徐在1839年试图阻止这一罪恶贸易时，不论是英国还是美国都变得高度紧张。英国作为林则徐禁烟运动矛头直指的国家，对林则徐的报道和记叙也相应受到影响。
《广州纪事报》（The Canton Register）是英商詹姆斯·马地臣（James Matheson）于1827年创办，1834年后脱离马地臣个人掌控，成为反映公共舆论的报纸。该报在义律代表英商向林则徐交出鸦片并撤退到澳门时，也一同迁往澳门。与之类似的还有《泰晤士报》（Times），该报的多篇报道也致力于引导舆论风向。该报转载了多篇《广州周报》及《广州纪事报》的报道，并且刊登了许多在华西人的信件和请愿书，目的就是为了渲染在华西人所受的“虐待”，塑造清政府落后、残忍的负面形象，以便将对华战争合法化。
《广州纪事报》的多篇报道也体现出他们支持发动对华战争的立场。如在1839年10月22日的报道中，《广州纪事报》就发表了一篇针对英国国内《鸦片贸易的不公正性》一文的社论，直接指出“没有什么比这更错误的了”；此外，《广州纪事报》也不乏对包括林则徐在内的中国官员的所谓“暴行”的报道。如在1839年9月的报道中，有一篇16家英国公司共同签署交给外交大臣巴麦尊（Henry John Temple Palmerston）的请愿书，其中记载了在义律交出鸦片后他们如何被威胁到生命，如何被夺走仆人、食物和住所，自己的私人财产如何被洗劫一空等。此外，《广州纪事报》也持续发表批判和抹黑林则徐的报道，试图将鸦片在中国造成危害的责任转嫁到中国的禁烟不力。
在林则徐对商馆实行包围封锁前，义律曾警告说，中国政府可能会“通过限制外国人的人身自由、或者对其生命和财产使用暴力，迫使他们做出不合适的让步或承认不合适的条件”。在当时的公告和提交给巴麦尊（Palmerston）的报告中，义律将林则徐的行动描述为“中国对英国生命、自由和财产的威胁”。在广州的英国商人也透过报纸表达了类似的抱怨。而这种言论中所包含的社会契约和自由贸易的原则，当时工业化的英国热衷和推崇，也是他们自认合理化自身行为的重要来源。在他们看来，英国商人损失的鸦片作为财产必须得到补偿，而这笔赔偿必须也只能由中国政府来提供。因此，无论英国议会内部投票结果如何，这场针对中国的“正义”之战必须进行下去。
因此，在《广州纪事报》对林则徐巡视澳门的报道中，也能看出该报对于林则徐的偏见。报道对林则徐巡视期间的事实进行了描述，如“澳葡派出了一只由一百五十人组成的仪仗队，并从大炮台（Monte Fort）发射了十九发礼炮，随后妈阁炮台（Bar Fort）和南湾炮台（St Pedro Fort）也发射了十九发礼炮。仪仗队接受了林则徐赠送的四百两银子、十头牛、十头猪、六个花篮、四瓶酒、两桶糖和四箱茶叶”。
《广州纪事报》还提到时任澳葡总督平托：“葡萄牙总督在大炮台（Montre Fort），即总督的官邸内准备了一顿豪华的午餐，但林则徐拒绝出席。”然而，相比起杰苏斯在《澳门历史》中相对模糊和中立的“没有会面”（without meeting），《广州纪事报》显然更强调林则徐对热情的澳葡总督的“拒绝”（the Commissioner declined to attend）。此外，报道特意记录了一段理事官（Procurador）和林则徐的对话：
问：“你知道我为什么来澳门吗？”
答：“为了阻止鸦片贸易。”
问：“如果葡萄牙人再次进行鸦片贸易，澳门政府是否会将罪犯移交给中国？”
答：“无论指控的罪行是什么，都不可能将葡萄牙人移交给中国管辖。”
尽管得到这样的回答，林则徐还是将在中国相当于广州府（Kwongchow Foo）的级别授予了理事官。
显然，除巡视的事实本身外，他们特意截取中葡双方未能完全达成共识的部分，以营造出一种中葡双方交流并不顺利的模糊感。事实上，林则徐巡阅澳门在很大程度上是获得成功的。一方面，林则徐作为派遣来调查鸦片烟一案的官员，他在不久前刚刚压制住了鸦片贸易，并以关闭关闸、切断澳门食物供应为威胁试图阻止英葡之间的往来，成功地将英国人在澳葡总督平托的警告下赶出了澳门，并且在澳门所有的葡、荷、英、华鸦片烟贩以及他们所储存的鸦片数量全部被和盘托出，也使他意识到想要在广州真正实现禁烟，就必须切断澳门的贸易线；另一方面，他的巡阅也成功将澳葡总督拉入中立阵营，至少能保证澳葡不会与英国站在同一阵营反对中国。虽然林则徐也看穿了他们在鸦片贸易的巨大利润吸引面前不会完全保持中立，但为了澳门的生存，澳葡理事官在实际上对林则徐的来访展示出了相当积极的热情。而《广州纪事报》有意突出林则徐巡阅澳门事件中葡双方未能达成共识事项加以报道，体现出他们在叙事中的倾向性。
三、相对客观：美方态度及其叙事
随着1784年第一艘来华贸易的美国商船“中国皇后号”（Empress of China）抵达澳门，中美之间的经济活动正式开启。这段中美贸易往来虽然存在伯驾、裨治文、查尔斯·金等反对鸦片贸易的人士，但美国人依旧成为鸦片贸易中的主力。“除了一两个例外，在中国的每家美国人都在从事（鸦片）这项贸易。在伶仃和沿海地区都有美国货船。”总体而言，美商在这一时期的态度与正面冲突的英商有很大差别。1839年3月10日上午，林则徐乘船抵达广州。3月18日，他便立即向西方人发布公告，斥责他们通过继续进口鸦片滥用其贸易特权。林则徐坚持要求他们把停泊在伶仃（Lintin）和其他地方的货船上的所有鸦片拿出来交给中国当局，并将其烧毁和销毁。此外，他还要求起草一份保证书，明确说明以后到达此处的船只永不携带任何鸦片；如果此后有任何船只携带鸦片，那么船上的全部货物将被没收，船上的人则将被处死。
为确保命令得到准确的传达和执行，林则徐威胁要处死那些涉嫌纵容鸦片贸易的行商，并阻止目前在工厂的所有外国人离开。经过几周的紧张对峙，以义律为首的驻粤英商在高压下同意交出他们持有的鸦片，但拒绝恢复英国合法贸易的要求。由于不愿意接受林则徐对他们未来在广州的贸易特权的要求，英国人启程前往澳门，结果他们被驱逐出澳门。而居粤美商则在同孚洋行（Olyphant & Company）的带领下，最终同意签署林则徐的保证书，因此得到不受干扰地继续商业活动的允许，虽然这一行为遭到英国人的强烈反对。
5月24日，英国人离开后的第二天，美国商人聚集在一起，向美国国会发表了一份请愿书，表达了他们的看法，并提出相应的方案。美商们急切地希望美国领导人能看到与其他西方国家一起参与解决中国危机的重要性，他们建议美国政府与英国、法国、荷兰或是其中任何一国的政府共同合作，期望能安全且体面地与中国建立商业关系。美国商人宣布他们站在鸦片战争的对立面，称他们都非常希望能看到中国停止进口和消费鸦片。为表示他们对中国政府抵制鸦片的决心，他们甚至决定签署林则徐的保证书。
（一）美国传教士与林则徐交往及其影响
在鸦片战争之前的几年里，许多美国人对中国的态度受到裨治文（Elijah Coleman Bridgman）和他在广州的同伴，如美国商人查尔斯·金（C. W. King）的较大影响，他们与林则徐都存在接触。裨治文作为传教士自然也成为鸦片贸易的反对者。因此，裨治文在反对鸦片贸易的观念上无疑是支持林则徐的。他在《中国丛报》中曾经提道：“虽然西方国家长期以来一直都是这种罪恶的受益者，但当西方国家充分认识到这些罪恶行为的时候，他们不仅会停止他们以前的做法，而且……会努力修复已经造成的破坏。”
与林则徐之间来往频繁的还有伯驾。林则徐与伯驾的前两次交往便是咨询对鸦片上瘾者的治疗方式，此外他曾多次托人请伯驾为其治疗疝气，治疗期间还“滔滔不绝地询问了许多关于美国的问题”。林则徐还向伯驾请教过许多医学以外的问题，包括航海地理、法律及翻译问题等。伯驾在寄给亲友的书信中提到，林则徐还托他“将一篇很长的文件翻译成中文，内容是关于国家法的，尤其是关于国家间战争与交往的”，这便是滑达尔（Emer de Vattel）的国际法著作。此外，他还翻译过林则徐写给英国女王的信件。伯驾对鸦片贸易是持反对态度的，他与林则徐的信件中表示对其禁烟的肯定。但是，伯驾对此也有自己的担忧，因为若是中国逐渐走向封闭，他将更难得到进入中国传教的机会。基于此种考虑，伯驾不断在和林则徐交往中调和中英关系，主张通过签订合约而非战争解决矛盾。
传教士的文章在美国激起了对中国日益增长的慈善情怀。因此，他们关于鸦片贸易弊端的报告是影响公众舆论的强有力因素。一个明显体现是，美国政府官员毫不犹豫地公开谴责中国的鸦片走私，特别是考虑到在广州的美国商人承诺不走私鸦片。在鸦片危机爆发后不久，顾盛（Caleb Cushing）在众议院发表讲话，赞扬在粤美商表现出的对中华帝国的尊重，与英国人在中国的无耻行为形成光辉对比。但是不得不承认的是，虽然包括裨治文在内的许多传教士对日益扩大的鸦片贸易持反对态度，但他们试图对鸦片贩子施加的任何影响在很大程度上都是徒劳的。
（二）《中国丛报》对林则徐巡视澳门的记载
《中国丛报》（Chinese Repository）由裨治文创办于1832年5月，最初于广州发行，后一度搬至澳门和香港，直至1845年才又回移广州。除创始人裨治文外，另有美部会传教士卫三畏（Samuel W. Williams）在广州负责一系列的刊行事项。自1847年后，《中国丛报》的编撰主要转由卫三畏负责，直至1851年停刊。
从林则徐被任命为钦差大臣开始，裨治文所创办的《中国丛报》便密切关注林则徐的动态，并及时报道。裨治文在1839年6月的《中国丛报》上详细叙述了在虎门观看林则徐销毁鸦片的情景。之后，他和查尔斯·金一同采访了林则徐，并且以这篇报道驳斥了西方社会对林则徐的一系列质疑和偏见。在1839年5月号的《中国丛报》上，裨治文还刊登了林则徐等致英国女王的著名禁烟照会。林则徐也在日记中记载了接见裨治文一事：“今日巳刻， 夷（即查尔斯·金）带其女眷与啤呅（即裨治文）、弁逊等，同驾小船，由师船带至虎门，在池上看视化烟，并至厂前，以夷礼摘帽见，令员弁传谕训戒，犒赏食物而去。”值得注意的是，根据裨治文的描述，林则徐询问了他们关于英国人撤出港口的意图，以及如何向英女王和其他欧洲国家传递信息的方式，以确保能取得包括英国在内的各国在禁止鸦片贸易方面的共识与合作。另外，林则徐也询问了一些地理及地图知识，并且特别询问了《马礼逊辞典》的相关事宜。可以看出，林则徐与裨治文交往的关注点与伯驾类似，都是借由美国人来掌握英方动态、了解西方社会。
图1 《濠镜澳全图》（1828年）
因此，当林则徐巡阅澳门后，《中国丛报》随即发表了一篇新闻报道，详细记载林则徐的巡视路线、带来的礼物，此外还有对中国军队的构成及样式，以及中国居民如何对林则徐夹道欢迎：
“三日清晨，一队葡萄牙军队在乐队的伴奏下，向东北方向的葡萄牙管辖区边界——关闸进发，日出后不久，一支长长的队伍从尖山出发，八点钟进入关闸，与葡萄牙护卫队会合，前往北面的莲峰庙。队伍从关闸出发，进入寺庙前宽敞的庭院时，呈现出一幅有趣的景象。早晨的天气晴朗，山下的集合地点凉爽宜人。外面的院子里已经聚集了一大群围观者，而在院子里，理事官（procurator）、同知（subprefect）和澳门地方官（magistrate of Macao），以及钦差大臣的副手（deputy from the commissioner）正在等着。庙宇中门前摆放着一些礼物，包括银器、丝绸、茶叶、猪和牛，牛角上装饰着大红丝带。队伍长约八十杆，由大约两百名士兵组成，他们排成两列行进。一名骑马的军官走在最前面，然后是锣鼓队伍和旗帜队伍，接着是一师中国士兵，最后是由八名中国人抬着、由葡萄牙仪仗队护送的钦差大人乘坐的轿子。接着是一小队本地军队，在邓总督之前为其开路，其他官员和军队紧随其后。他们到达后，受到了迎接并被带入寺庙中，在那里享用了茶点，并与理事官进行了会谈。中国的军队似乎是为这次活动从不同的军团中挑选出来的，每二三十人一个小分队，每个分队都有不同的制服和旗帜。所有人都有武器，有的拿着弓和箭，有的拿着长矛和长枪，有的拿着剑和戟，还有的拿着火绳枪和散弹枪。他们中的许多人都是精壮的男子汉；他们的制服和装备看起来很不起眼，尽管与十六世纪欧洲人的制服和装备非常相称。
与检察官的会谈持续了将近半个小时；他的座位在左侧一点，几乎在钦差大人的前面，翻译（葡萄牙人）站在他们中间。九点钟，队伍再次出发，经过筷子基（Praya Patanes）附近，穿过同名的中国村庄，在三巴炮台（Monte）的礼炮声中，进入圣安东奥教堂（church of S. Antonio）附近的大门。从圣安东尼奥教堂出发，前往内港附近的长街；然后，经过左堂衙署（tsotang's office）和关部行台（Chinese custom-house），在圣若瑟修院和圣老楞佐堂（the church of S. Joseph and S. Lawrence）附近继续前行，前往妈阁炮台（Bar fort）附近的寺庙。稍事休息后返回，再次经过圣老楞佐堂（S. Lawrence）附近，沿着南湾的小径一直走到望德圣母堂（S. Lazarus）的大门和水坑尾（Campo）。随后进入医院路（Rua de Hospital），在三巴炮台（Monte）下绕行，在与进城时相同的二十一响礼炮声中，从望德圣母堂大门出去。在这次长途巡视中，士兵们饱受酷暑之苦，但他们似乎对自己的表现很满意。中国居民在一些地方竖起了牌楼（triumphal arches），用丝绸和写满赞美之词的对联装饰得典雅精致。当钦差大人经过他们的房屋和商店门前时，他们摆出了用鲜花装饰的桌子，用一位当地居民的话说，是为了表示“他们对钦差大臣的到来深表感谢，感谢大人把他们从一种致命的恶习中拯救出来，并通过销毁和严禁鸦片为他们消除了一场可怕的灾难。”
《中国丛报》的记载与其他记载大体相同，但在细节描述上显得更加详尽，不过也存在一些出入。对于这次巡视的过程，《中国丛报》无疑是最细致的，具体到了时间，在路线上也对每个地点和前后来回进行记载，也对除林则徐和理事官外的其他人进行了记录，包括中国的队伍和居民。但《中国丛报》也是唯一一个将礼炮的数目记载为二十一发的报纸，其他均记载为十九发礼炮。总体而言，《中国丛报》报道的文字没有过多引导性，相较而言比较公正客观，这与美方此时对华的态度是相吻合的。
不同国家出于不同立场，对林则徐巡视澳门一事产生了不同角度的叙事，这也是各国在当时难以更好理解彼此的原因之一。无论如何，林则徐以钦差大臣的身份，与两广总督邓廷桢一同率兵官入澳门进行巡阅，虽然只有短短三个时辰，但他在澳门行使各项主权、对罪恶的鸦片贸易进行威慑，无疑是影响深远的。
【作者】潘小童，暨南大学文学院博士后
【频道编辑】周丽娜 史成雷
【文字校对】华成民
【值班主编】林琳 蔡惠珍
【文章来源】《岭南文史》2026年第3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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